由于空集裝箱的嚴重短缺以及亞歐和跨太平洋航線需求的增加，海運價格在兩個月內上漲了兩倍，進出口成本也隨之上升。
究其原因，首都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理事肖旭在接受國際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航運成本上升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導致貨物需求飆升，港口飽和，船舶、碼頭工人和貨運司機沒有及時擴員等。
一方面，主要國家疫苗接種逐步鋪開和大規模擴大內需支持政策推動全球經濟活動回暖，加之全球線上消費興起和跨境電商迅速發展，國際貨運需求隨之增加;
另一方面，部分海外地區采取的防疫封鎖措施導致集裝箱生產中斷，部分港口面臨停工、招工難和擁堵等情況;此外，大宗商品價格上升及行業對全球供應鏈中斷的擔憂引發的大規模囤貨行為也加劇了國際航運緊張等，國際航運成本隨之上升。
集裝箱流轉不暢會對供應鏈其他領域產生負面連鎖效應。集裝箱短缺與海運價格暴漲會顯著提高外貿企業的經營成本。
也將進一步加劇疫情之下本就艱難維系的外貿企業的困境，企業資金周轉壓力明顯加大。
為渡過難關，部分貿易商將成本轉移分攤到每件產品上，最終由消費者來承擔。
全聯并購工會信用管理專委會專家委員安光勇則表現出樂觀態度，他對國際商報記者表示，疫情之下全球海運業，甚至造船業也受到很大打擊，有些海運企業要么破產，要么被并購，致使其供應能力受到很大沖擊。
但隨著導致集裝箱價格上漲問題的迎刃而解，集裝箱運費上漲問題會逐步緩解。
對貨主而言，當務之急是全面優化業務經營，嚴控成本支出;與消費者做好溝通，共同應對航運成本上升引發的各類問題;同時，也要探索其他運輸方式，緩解供給壓力。
一方面要密切關注最新的國際運輸市場變化，及時調整應對舉措，繼續優化營商環境，進一步降低企業經營成本，促進外貿行業健康發展;
另一方面要盡快考慮替代性方案，例如加大航空運力和空集裝箱回運力度、加快數字化轉型等，盡快降低境外港口擁堵導致的大面積延誤對進出口業務的影響。
